悲之极，有"哀莫大于心死"；喜之极，有喜极而泣，甚至喜极而疯。纯粹的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组成这两极，并在中央，留出一段苦乐相融的空隙。
悲观之极，即如塞内加所言：“君不见，所有人生都催人泣下。”即如萧伯纳所言，是否得到心爱的事物，人生都是悲剧。这似乎是一种心理上的偏执，将所有情绪引向同一个终点——焦虑。正如相声《脱靴子》中的老人，在深夜听到房客扔下一只靴子后，坚信还会有一只靴子掉下来。于是苦等一夜而无眠。这便是：苦于追求一事物，不得；追得更急，仍不得……心态却越发焦虑，直至无法达成目的后，心如死灰。这样的思维定势让人过度放大“我没有快乐”，却永远忽略了“我可以无视悲伤”。于是当内心出现悲观的反复暗示时，萧伯纳口中“是否得到”的事实，只不过是悲观的借口而已。
而极端乐观者则恰与之相反。过度的快乐往往会让人忘记理性的重要性。如李白参李璘军后，只沉浸在可以为国效力，名垂青史的喜悦之中，甚至在没有没有仔细剖析军队形势优劣的情况下就大唱赞歌，一篇篇激情澎湃的诗文显出诗人无比的乐观，却不幸为他此后入狱埋了伏笔。诚然，他“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值得赞誉，可尘世中的普通人面对的却多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问题。如何“来”，凭什么“来”？仅凭一腔喜悦还够吗？这是极端乐观主义者需要思量的。而今更有甚者，对事前期不加准备，临事则转发“锦鲤”以博好运？网络乐观层出不穷时，“极端的乐观”更像是一种自我欺骗。
于是遇事时智者更趋向于悲喜两极之间的“宽裕地段”寻找合宜的处世态度。或许是该以“防御性悲观”分析问题，同时以“理性式乐观”解决问题。“防御性”即指依靠悲观来增加自身的理性。如在中美贸易问题中，“悲观主义者”更易认清自己的劣势，从而增强在贸易战中的防御和对自身的理性分析，所以“过分自信”的爱国人士需要一盆“悲观”的冷水，将其领回现实。可亦不能让悲观成了主导，“快乐的态度”依旧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若不相信前途光明而一味沉沦，自怨自艾，问题便永远成了问题。
对此，周国平之言仿佛就是一个极好之例：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追求和创造；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得到了偶尔也担心失去，不得也念着追寻，只是不牵肠挂肚，也不“汲汲”。追求创造也好，品味体验也罢，在思考如何合理获得的同时，我会相信光明。
快乐而非狂喜，愁绪中无“戚戚”，于是避开“喜乐之极”。
又会不会记起，范仲淹笔下的不以己悲，不以物喜；庄周所言，虚无恬淡之天德？
"至人无己"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