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一个复辟倒退的时代“汹涌翻春雷”。拿破仑之后的社会，革命分子希望金戈铁马万般潇洒，希望以鲜血与战马顶替低层生活中的庸人自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初翻此书，文题便把我拉入思考的国度。窗外旭日东升，清晨斑斓，低头由色彩推断，觉出了其中的反差。
这本书由知名刑事案件为原型，将其提升为对社会制度、贵族阶层以及下级平民的研究，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奏起他对改变出身贫苦的渴求之乐。罗新璋说：“一个复辟倒退的时代使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拒斥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分子。”社会逼得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红”与“黑”的摇摆碰撞，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无限放大。
英勇的时代“红”与复辟的年代“黑”。法国大贵族与资产阶级交替执政，黑暗的幕布沉重拉下，使革命者惮于前驱。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于连、瑞那夫人以及玛娣儿特在某一方面的观念有相似之处，他们对贵族阶级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格外排斥。于连身处其中，“厌恶与唾弃贵族有产阶级，却又拼命往贵族有产阶级堆里钻营”，他视身份为生命。他认为：“名声，是我的全部财富;有声价，才有活头......”，造就了现实与梦想中无法逾越的天堑。
我在读文章时认为他对瑞纳夫人开的两枪是他太冲动，开始了他的下坡路，后来在斟酌时才发现他一直都在走下坡路，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
军装、军人荣耀的“红”与道袍、僧侣内心的“黑”。玛娣儿特认为：“在他这个年纪，身为下贱，而雄心万丈，当然会觉得命苦。”他一直梦想早生二三十年参与战争沸腾热血，可他的身份让他渐趋麻木不仁。他梦想成为军人，却只做了道士，可又有所不同。“身为修道士，最难忍受的，莫过于缺钱少享受;而他却不然，唯有对别人的轻蔑，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为了获得足够的身份受人尊崇，他不惜以自己的爱情为代价，为获取他人的敬重铺路。而直到走向所期盼的光明前路时，一封匿名信，让他看清了自己。初为愤恼，其次不甘，最后慨然走向断头台。他说：“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火红的理想化作云雾，挥手即去，而黯然的幻灭，更是让人心头苦痛，无法言说。他死于自己的自卑与自恋，他的虚荣和自傲不允许他摇尾乞怜。爱情被亲手埋葬，内心却直到最后才骤然清明。
于连的生长隐喻着个人英雄主义的诞生与消亡。在那时的大背景下，斗争的消饵太过艰难。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再看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日后的星河万里与现实斗争。他从未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式，而是用扭曲的情感壮大内心。于连的斗争归于沉寂，而身处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机遇是十分重要的。近年的肺炎年轻志愿者们慷慨激昂、为安危献出宝贵生命的陈陆大义凛然、成绩斐然的院士钟南山鞠躬尽瘁。他们都在斗争。他们中，多的是不惧投身于艰难险阻后仍秉持着“是非成败转头空，只对初心青睐有加的人;多的是一声令下便可抖行囊跨战马“万千潇洒”的豪杰。“莫忘少年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没有少年人不心怀梦想、憧憬锦绣前程。康辉曾说：“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所以我们应凝聚奋斗自强，以斗争血溅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