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院子外，歪立着一棵老树。
她很丑，生着光秃秃的枝，还有着深浅不一的疤痕。这定是被不懂事的小孩子刻的，想必很疼吧，可她也不说话。春天，她长相不大光彩，冬天，也不见得妖媚。她只是兀自伫立，向阳生长。
那年冬天，梅下来了位糖贩——是位老人，麻色的布衣，肥大的裤子，裤管空空荡荡的，里面一双弱不禁风的如柴瘦腿，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它折断。老人挑着糖担，像是从旧画里走出来的，担子用竹竿串着，两头吊着方盒，盒上放着一把铁锹，老人走起来时，棒槌敲着盒外的铁片，发出清越的“当当当当”……每每他到梅树下来时，我就偷偷地趴在院栏上，好奇地往方盒里瞅，乳黄色的糖静静躺在薄纸上，像缺口的月色，后来外婆告诉我，这是灶糖。
不知不觉红梅开了，单调的枝上，古板地伸出一丁点的红。来买糖的人也多了，有的买的是新奇，有的买的是记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总向老人喊道：“老板，五块钱的。”老人双眉一抬，像是刚回过神来，又麻利地用塑料袋套上一把糖，他从来不称，就这么抓一把，只多不少，从来不管自己是不是便宜了人家了，所以很多人也是冲着老人的爽快劲去的。
十二月了，红梅也越开越旺，爬满了枝头，像是硬套上去的管儿，显着臃肿笨拙。老人的麻衣没有换，只是包得更紧实了。那天，表妹来外婆家。外婆让我给表妹去买些糖来，什么糖呢?这自然就想我渴望已久的灶糖。我看见了老人和那梅树，红色的花映着白色的人，泛着微黄，像旧画。远望去，红梅更艳，老人更素。我也像别人那样喊道：“老板，五块钱。”老人眉一抬，从未发现的皱纹显得很深了。嘴上应着：“好好好。”接着便用塑料袋一抓，手一翻，块块灶糖抖落在袋上，沫子黏在壁上，如缺口的月牙和闪烁的星芒。我咽了咽快要溢出嘴角的口水，把钱放在老人粗糙的手里。转身回家，隐隐却觉得身后的红梅又艳了。
入春后，还有短短几天的倒春寒。那梅枯了，红瓣泛了点黄，远看有点黑，她更丑了。好几天了，不见老人的糖担。但仍有许多人来，只是不见老人，又悻悻离去。或许他到别处去了吧，毕竟这小镇也没法赚多少钱。我总这样安慰自己说。不知为什么，见不到老人，浑身不自在。我也每天趴在栏上，想听见“当当”的棒槌声，想看见麻色的布衣和臃肿的裤管从巷口走来。虽然没有太多接触，但老人好像成为我生活里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观望了几天，我再也没有耐心了。果然他再也没有来过。
再从外婆的院子里往外望去，一去二三里，烟囱四五家。那棵红梅今年开得特别的旺，比往年都好看，多了几分媚态，梅花红遍枝头，溢遍我心。老人的朴质无华的形象连同那美而不华的梅花，又一次在我心头莫名复苏了。